对于九评苏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如此记载：“苏联领导人挑起中苏论战，并把两党之间的原则争论变为国家争端，对中国施加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的巨大压力，迫使我们不得不进行反对苏联大国沙文主义的正义斗争。”

九评苏共的成因之一：苏联想与美国合作而损害中国利益 国家利益间根本冲突

导致中共九评苏共的中苏矛盾,正是由于两国在变化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具有完全不同的地位和战略构想,从而在国家利益方面发生了直接矛盾而造成的。苏共领导人认为社会主义将有可能通过竞赛战胜资本主义,并由此确定了苏联对美政策的基本目标,这就是减少对抗、寻求妥协、争取国际局势缓和,实行和平共处,为和平竞赛创造最佳国际环境。而在国家安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以反对美国侵略扩张为主要战略方针的中国当然不会赞同苏联的“苏美合作”方针。在炮击金门和中印边境冲突中，苏联毫不掩饰地限制中国在本国主权范围内按照自己的愿望处理内政问题的合法权利,加之它又热衷于向中国的头号敌人摇动橄榄枝,这不能不使中国反感。（薛钰《对六十年代中苏论战中若干问题的再思考》，《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2期）

九评苏共的成因之二：社会主义阵营同盟的先天缺陷导致同盟破裂

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内在的结构弊病之一是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之间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性。从共产党的角度，无疑必须高举国际主义的旗帜，耳聪民族国家的角度，则需要维护各自的政治和经济权益。弊病之二是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平等享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把党际关系等同或混淆于国家关系。在此先天缺陷下，同盟必然破裂。（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

九评苏共的成因之三：毛泽东和赫鲁晓夫的个人因素起了决定作用

中苏两国都是对外政策决策过程高度集中的国家，最高领导人个人因素往往对两党两国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特别应当指出的是，一方领导人对另一方领导人的人身攻击所造成的感情上的伤害，对中苏关系也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赫鲁晓夫本人对中国认识的发展与变化，事实上决定了苏联对中国的政策；同样，毛泽东对苏联认识的发展与变化，事实上也决定了中国对苏联的政策。因此，这两位领导人对对方的认识，甚至感情用事或一时冲动，都能左右中苏关系发展的走向。况且，他们当时都缺乏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之间互相关系的成熟经验。（朱瑞真《中苏分裂的根源》）

中苏论战的成因之四：苏联用大国大党心态对中共发号施令制造不平等

中苏关系恶化直至分裂,可以从各方面去探寻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巩固以后,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以我为主、发号施令那一套,越来越明显暴露出来，表现为长波电台事件、联合舰队事件、布加勒斯特会议围攻事件等。两党两国关系由恶化发展到最后破裂并走向对抗,其根本原因是由于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对待中国党的不平等态度。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从60年代中期起,中苏关系恶化了,“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刘克明《中苏关系40年的历史教训》，《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1期）

苏共二十大后中苏分歧开始加深 埋下破裂论战根源

隔阂和不和谐,主要是从苏共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的。归纳起来有三大分歧,即:对斯大林的评价;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苏美缓和战略。斯大林问题,起因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的《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关系中的不平等问题,一直是苏联同社会主义各国关系的症结,中国也深受其害。这个问题,发端于斯大林时期,在赫鲁晓夫执政以后,虽然有所好转,但并没有根本改观。苏联争取同美国缓和的战略,是在苏共二十大上确定下来的,表示出苏联急于集中精力解决国内建设问题的迫切愿望。这时,中国的主要注意力也在国内建设上,也在奉行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对外方针。两国没有在战略目标上表现出根本的分歧。但是,从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苏开始,两国在缓和战略上的不协调,日趋表面化。（李捷《从结盟到破裂:中苏论战的起因》，《党的文献》1998年第2期）

《九评》又称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可想而知,它批判的对象就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

1963年《九评》发表论战开始 中共由守转攻

《九评》又称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可想而知,它批判的对象就是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这封公开信主要就国际共运所涉及的一系列问题,对中共中央6月14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25条建议信》)进行了全面的反驳与回击。并对中共和中共领导人指名道姓地进行攻击。这一攻击就成为中苏论战的转折点,使中共在中苏论战中由防御转为反攻,由半公开不指名争论转为全面公开的指名道姓的争论,把中苏论战推向顶点和高潮。毛泽东从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亲自主持撰写了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指名批判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九评》的发表表明毛泽东已作好了与苏共决裂的准备,不再有什么忌讳了。正如毛泽东所说,从此我们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我们抛弃了天条,必须走自己的革命道路。（李瑗《试述<九评>与中苏论战》，《理论学刊》2008年第4期）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中苏论战结束 中苏关系急剧恶化

正在论战吵得不可开交时, 1964年10月16日,苏共中央撤销了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勃列日涅夫就任苏共第一书记。中国共产党抱着改善关系的良好愿望,派周恩来率团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但是苏共领导人却声称他们在对华政策上和赫鲁晓夫“甚至在细节上也是没有分歧的”。他们还表示,苏共二十二大通过的路线和纲领都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这就紧紧封闭了调整两党关系的大门。11月21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为中苏论战画上了句号。这篇社论既是对前一阶段同赫鲁晓夫论战的总结,也是对苏联新领导人继续推行赫鲁晓夫的一套的回击。随后,中苏两国关系急剧恶化。（李瑗《试述<九评>与中苏论战》，《理论学刊》2008年第4期）

九评苏共的核心之一：如何评价斯大林

这场论战的焦点问题首先是斯大林问题。中共不同意苏共对斯大林的评价。随着论战升级，中共逐渐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从中肯地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到忽略甚至为斯大林错误辩护，回避了斯大林的个人迷信曾经给苏联党和国家造成的巨大危害。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但他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他反对斯大林其中有权力斗争的因素,但是,破除个人迷信,从大镇压的恐怖阴影中走出来,是当时苏联社会的需要,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虽然在方式上存在问题,但他提出这一问题本身是得到苏联人民欢迎的,这也是赫鲁晓夫能战胜对手,走向权力顶峰的一个原因。于是，中苏双方存在一个共同的缺点，即孤立地看待斯大林问题，没有把斯大林问题与体制问题联系起来，所以，在中国出现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同时，苏联也重蹈了个人迷信的覆辙。（左凤荣 潘正祥《中苏大论战:起因、焦点与教训》，《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1期p>

九评苏共的核心之二：“三和两全”与修正主义问题

“三和两全”理论是中苏争论的又一个焦点。起初，中共同意苏共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但随着论战的升级，中共把它们否定了。而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提法，一开始就遭到中共的激烈反对。中共认为“三和两全”理论是“修正主义”纲领。目前，学术界对“三和两全”理论争议很大。近年来，学者对赫鲁晓夫提出的若干理论进行了重评。有学者认为赫鲁晓夫对传统的世界革命理论重新进行审视，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等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看法，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基本符合“二战”后历史发展的要求，许多观点和论述已具有开创性,不应对其全盘否定。（唐玉琴《赫鲁晓夫若干理论评析》，《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6年第3期）

九评苏共的核心之三：世界是走向和平还是要爆发战争

中苏双方都认为新的世界大战有爆发的可能，也有制止的可能,但侧重点不同。苏共强调战争制止的可能性，制止战争的方法是苏美合作和国际裁军。中共强调战争爆发的可能性、紧迫性和危险性，制止战争的方法是壮大世界和平力量和亚非拉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美国是苏联和平共处的首要目标,美苏双方分别是两大阵营的头,他们之间的关系直接关系着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苏联把发展苏美关系作为重点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此时,中美正处于严重的对峙状态,在中方看来,美国是世界人民最凶恶的敌人,是侵略与战争的主要力量,苏联要与这样的国家和平共处,是不可思议的,是投降主义,“苏美合作主宰世界”是不能接受的。（左凤荣 潘正祥《中苏大论战:起因、焦点与教训》，《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1期）

邓小平：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

维护斯大林体制 在苏联改正错误的时候中共重蹈斯大林覆辙

就斯大林而言,他首先是苏联共产党的领袖,他领导苏联近30年,苏联人民有权对斯大林做出自己的评价,至于这种评价是否合适,其他国家的学者可以去研究。对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今天看来,其并非妄言,而中共当时竟认为赫鲁晓夫在把罪名强加于斯大林,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总结的那样:“一个党评论外国兄弟党的事非,往往根据的是已有的公式或者某些定型的方案,事实证明是行不通的。……各国党的国内方针、路线是对还是错,应该由本国党和本国人民去判断。最了解那个国家情况的,毕竟还是本国的同志。”更为可惜的是,当苏共试图纠正斯大林的错误时,中共全盘肯定斯大林,又把斯大林的错误重新实践了一遍,中苏大论战是中国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教训是深刻的。（左凤荣 潘正祥《中苏大论战:起因、焦点与教训》，《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1999年第1期）

形成“修正主义理论”用极左反教条 导致走向文化大革命

中苏分歧对“文革”的发生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影响:第一,制造了一种“反修防变”的现实危机感;第二,在国际大论战的推动下,原已存在于中共党内的“左”倾理论日益发展,更加完备化和系统化,终于被概括成“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第三,促进了改换接班人、培养接班人的紧迫感;第四,促成和发展了一种以“和苏修对着干”为特征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并成为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思维定式（金春明《再论“文化大革命”起因》，《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事实证明,赫鲁晓夫搞得不是修正主义,其探索和改革有不少积极的成分,但更多的表现是/左0的教条主义的东西,中共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模糊了自己的视线,没有看到赫鲁晓夫路线的实质,是以自己的“左”反对赫鲁晓夫的教条主义,结果使中共走向了极“左”。（李明斌《中苏大论战及其经验教训研究》）

高举阶级斗争为纲大旗 使中国的探索和改革迷失了方向

中苏双方都全神贯注地进行大论战,中国的探索和改革,在原有的起点上奇特地高举起列宁主义的大旗,走向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道路;在国际上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反对现代修正主义、反对各国反动派的战略方针;在国内把“一穷二白”当作最大的优势,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思想意识领域把“反修防修”作为思想文化方面的工作目标,以致开展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李明斌《中苏论战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道路的影响》，《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